各级政府应尽快建立教育财政预算决算终端公开制度,使教育财政资金流向可追查、可监督、可考核、可问责。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的这番话,喊出了让教育预算在阳光下运行的呼声,也说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公共账本”进一步公开透明的公众心愿。

2014年,国家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新预算法也已付诸实施。在此语境下,教育投入已成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最大领域。然而,张志勇等代表委员们仍然发现,中央和省级财政下达的教育经费有被挪用的情况。为此,张志勇等代表和委员提出:解决之道是尽快出台和实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决算公开办法,建立国家教育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信息化平台,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教育财政预算决算终端公开制度。

所谓终端公开,打个比方,一笔用于农村薄弱学校改造的经费层层拨付下来,公众可以在未来的国家或地方的教育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信息化平台上查到最终使用这笔钱的每个学校,甚至查到每个学校使用这笔钱修缮了多少平米校舍、买了什么设备。经费使用公布到最终使用者,才能使教育财政资金流向可追查、可监督、可考核、可问责。

当然,教育财政预算决算的公开要复杂得多,预算决算编制说明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也应当公开,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决算的教育经费要公开到本级政府的所有教育支出项目。一级地方政府用多少钱办教育?教育投入占本级财政多少,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多少?教育财政总投入中用于各级各类教育的经费所占比例是多少?教师工资待遇多少钱?学生公用经费多少钱?新建学校多少钱?教育设施配备更新多少钱?公开越细越有利于监督。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除法定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部门预决算都要公开,全面接受社会监督。所以不光教育应当建立财政预算决算终端公开制度,其他“公共账本”也应当用终端公开的制度展示出来。

这意味着具体掌握这项“实权”的某些官员不像过去那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了,更不可能“自由地”把本来用于薄弱学校改造的钱用于发工资了。然而某些人的“不自由”正是广大公众期盼、党中央一再推动的事情: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

曾有评论说,“全国两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发布会。”诚然,因其在国家治理中无须多言的重要地位,每年的全国两会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新闻盛宴”。为做好会场内外沟通的桥梁,各家媒体无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力图向外界传达出更准确的两会动向和更丰富的两会细节。“部长通道”之所以受到热捧,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据报道,今年在“部长通道”上“你跑我追”“生拉硬拽”式的“追访”少多了。除了秩序方面的原因外,“追访”减少也从侧面反映出,面对媒体的“新闻焦渴”和普通公众的热切期待,现在的两会已经越加开诚布公和自信。梳理今年两会新闻不难发现,与“追访”变少相比,职能部门和代表委员对热点问题的回应数量和质量有了值得点赞的提升——这种提升,并不取决于有没有“拽”到部长,而是得益于“新闻出口”的扩容。

在组织工作上,大会新闻中心为“新闻出口”扩容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到人大而言,多年来,两会期间的部长记者发布会早已成为职能部门负责人与媒体交流的固定机会。今年人大就针对热门话题准备了15场记者会,邀请财政部、科技部、环保部等热点部门负责人参加。除了部长,3月10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等五个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也与中外记者见面。这是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第一次集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回应社会关切。而在“部长通道”现场,大会新闻中心还利用多种手段,协调部长分时间进入大会堂,而且鼓励部长主动接受采访。组织工作更加开放和有序,让“新闻出口”扩容有了组织保障。

部长和代表委员面对镜头和话筒更加重视主动“发声”而且言之有物,也为“新闻出口”扩容提供了“砖瓦”。比如,据报道,3月8日下午,经过“部长通道”时,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直接走到设在通道边的发布台,主动向记者澄清有关不动产登记证“使用期限”的质疑。“欢迎参加我的发布会”“欢迎记者敞开提问”,正逐渐成为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标配”。如果没有人提问,还有部长感到“失落”,主动呼吁大家提问题。

深入到驻地和分组会场,在团组开放日成为常态的基础上,还有代表团“临时”加开记者会。据报道,3月10日上午的议程结束之后,内蒙古代表团专门留下8位全国人大代表与记者交流,其中1位是市委书记、6位是市长。面对呼格案、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房地产市场等热点问题,留下来的几位地方领导干部都不绕弯子、坦诚回答,令现场记者大呼“赚到”了。除了地方主政者,不少基层代表委员也主动与记者交流,把最鲜活的事例和声音通过记者传递给公众。

“新闻出口”的扩容,不仅让记者“赚到”了,更让公众“获得”了。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给公众提供了更多“信息可能”。但“信息可能”的爆发,也让公众面临更多的信息筛选难题,尤其是对含金量高的权威信息更加渴求。两会“新闻出口”的扩容,为满足公众在两会时间的“新闻焦渴”提供了新的通道,见证了国家信息公开和政治民主进程越发蹄疾步稳,而公众也更期待扩容能进一步无缝对接到平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理念，经过今年两会的洗礼，相信会变得愈加清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前还处于酝酿阶段，具体举措预计将陆续出台，相信“两创”在带给更多人致富机会的同时，也将让更多人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创客”。什么是创客？这一提法透露出什么样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昨天，一篇名为《创客李克强：创造一个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的文章，为有关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和权威的答案。

《创客李克强》昨天首先刊发在一家市场化的新闻类杂志网站上，之后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中新网等重要网站均在显要位置予以转载。这篇文章较为特殊的传播方式，并没有影响其权威性，反而让这篇长篇时政通讯因接“地气”而显得形式鲜活，增加了可读性。这篇通讯以简政放权为线索，梳理了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两年多来的施政过程。“创客”，是英文“Maker”的意译，特指那些热衷于利用新技术将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文章认为，李克强就像是一个“创客”，“上海自贸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富有新意的改革举措，都是政府改革的“产品”。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重点概念，在政府未来施政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囿于篇幅原因，政府工作报告对有关概念的描述并不多，只是简明地提到，“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个人和企业要勇于创业创新，全社会要厚植创业创新文化”，等等。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底有何深意，具有什么内涵？有关政策实现的路径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次全国两会会上会下讨论的热点问题。《创客李克强》全文8000多字，通篇阅读后会发现，其主旨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关内容高度契合，再结合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方式，可知文章是政府工作报告部分核心内容的注解。因此，这篇文章透露出的改革定位、施政方向等信号，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文章认为，构建创业型社会与政府的正常关系至关重要。要想得到一个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就必须“切割”多余低效的行政管束。过去两年多国务院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改革，其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为建立创新型社会铺路。这种表述也透露了未来的施政方向，为了保障社会的创新活力，简政放权将会进行到底，某些贪恋手里那点小小权力的政府部门或官员，必须要放手、放权才行。

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作出了明确的改革定位——“30多年前，中国有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淘了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正激励大众创造‘新的第一桶金’！”可以想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望被提升到类似当年改革开放那样的政策高度。2014年是20多年来GDP增速最低的一年，但去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却大幅超过了前一年，这种相对优质的GDP，无疑与“两创”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这一结果，也让决策者对“两创”寄予厚望，希望它可以重拾30年前改革开放的雄风，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不利局面下，带领中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理念，经过今年两会的洗礼，相信会变得愈加清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前还处于酝酿阶段，具体举措预计将陆续出台，相信“两创”在带给更多人致富机会的同时，也将让更多人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严把选举关，关键就是要明确底线的具体原则、可操作办法，同时防止出现越位等现象。还必须看到，从制度设计上着手，监督的机制不能缺位，责任追究制度也必须坐实。】

每年全国两会，近3000位全国人大代表齐集北京，为人民履职尽责。与此同时，我国五级人大代表共有267万人，90％在乡、县级。明年，地方人大换届工作将陆续展开，有人担心，如果代表是通过不正当方式选举出来的，那他还能为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吗？还能担当起应有的使命吗？

如此担心并非多余。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生过大面积的破坏选举案。比如湖南衡阳。2013年，共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今年两会上，张德江委员长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案件教训十分深刻，必须引以为戒，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如何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源头严把代表选举关。10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在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要从严审定人大代表资格，从源头把好代表选举关，以保证人大代表质量，切实履行好职责，严控代表选举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贪腐行为。这一建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从一些案件看，存在诸如代表结构失衡、代表身份失真等问题，个别地方企业负责人占了提名代表总数近一半，基层工人农民代表难以得到提名。凡此种种表明，选举的源头必须清正。有效办法就是加强领导和监管，严把提名关。

中央提出要切实加强党对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领导。如何领导？就是各级党组织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放任自流。选举程序是否规范？制度是否完善？资格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荣誉性安排、搞利益交换等问题？政治素质、廉洁自律、作风形象怎样？这些都需要有关组织、纪检、人大部门积极介入，在位而不缺位，守位而不越位。如此才能把好关口，防止滥竽充数者、腐败投机者蒙混过关。

要看到，介入不是乱干涉，严管不是包办。严把人大代表选举关，目的是把不合格的人剔除出去。守住了这个底线，人民想选谁，这是人民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正因此，严把选举关，关键就是要明确底线的具体原则、可操作办法，同时防止出现越位等现象。

还必须看到，从制度设计上着手，监督的机制不能缺位。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某一级党组织领导选举工作，不等于不要对这一级党组织的监督。让监督如探照灯，才能防止任何人、任何组织搞不正当行为，行破坏选举之实。同时，责任追究制度也必须坐实，不能光打雷不下雨。无严厉追责，制度就如同纸老虎，再怎么加强领导、严把关口都将无济于事。如此，选举源头才会纯净，人大代表也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履职尽责。

预算审查是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开幕以来，不时有人大代表就预算发表意见的消息传来。根据前方媒体报道，有些代表审得很认真，也有些代表抱怨看不懂，还有些代表委员准备以“打酱油”的心态去对付。

这种“打酱油”的心态，有可能使政府失去一次“被监督”的机会，这样的人大代表有负于人民重托。“两会”会期其实很短，代表委员履职任务很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打酱油”的了。这就要代表学会抓主要矛盾。什么是“两会”的主要矛盾？政府预算审查是其中之一。

政府预算，就是可供政府一年中支配的“钱袋子”，按照现代政治的通行原则，其规模、结构、流向要由民意代表说了算。

在我国，审查和批准预算是各级人大的关键职能之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人大除行使立法、选举等权力外，主要就是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预算草案每年在人大开幕会上就作大会报告了，代表的审议可与会期相始终。

人民当家做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抓住预算这个牛鼻子，管好政府的“钱袋子”。政府每年花多少钱、钱怎么花，要由人大代表说了算，不能由政府官员信马由缰。

这两年，人大代表“管钱”意识在增强，管的条件也在成熟。过去，政府预算“专业性强”，人大代表反映看不懂，不好监督。如今，预算报告越来越通俗，普通代表也容易理解了。人大代表审议预算时，各种批评和意见多起来，但预算还是很容易就过了。

是不是预算编制已经近乎完善了？肯定不是。比如虽然中央反“四风”，但仍有官员有钱任性，躲到隐蔽处所大吃大喝；还有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每年曝光，每年依然故我。人大代表不仅要亮明观点，还应发出明确的示警信号。只有人大代表硬气起来，预算编制部门才会如临深渊。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人大因为较真，使地方预算的审查有了实质进展。广东省人大代表连年挑刺省财政给机关幼儿园编制巨额预算，促使有关部门承诺逐步取消机关幼儿园；代表批评预算过粗，其省级预算已由类级科目细化到款级科目。广东、湖北等省在编制地方预算时，主动与人大代表沟通，听取代表的意见。

全国人大是更高的政治平台，国家预算有更高的公平性、科学性要求，人大代表要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不能抱着“打酱油”、“走过场”的想法。

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正是反腐的“治本之策”之一。现在很多人斥责“权力任性”，权力任性的重要原因是权力有钱，于是吃喝玩乐，大建楼堂馆所，或者乱上项目。管钱的代表一认真，他们就没有了任性的本钱。从这种意义上说，人大代表也可以当打虎的武松。

11日，全国政协围绕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答中外记者提问。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谈到，中国城乡、区域、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存在教育差距，这其中尤其是城乡差距应特别重视，建议在薪酬体系上，农村教师比城市老师有20%—30%的上升，以留住乡村优秀师资。

多因素降低农村教师职业认同感

中国教育报：近几年随着城区“大班额”问题日益突出，周边城市新建了不少学校，一些农村学校的骨干教师就被挖走。深究其原因，最主要还是农村教师的待遇相对较低，基础条件较差，职称评聘及评先评优机会少，在荣誉体系处于末端。而且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教师也遭受此冷落境遇，职业认同感不强，不能安心在农村任教。

微信公众号“早报学堂”：辛劳的付出，却换不来相匹配的回报，最现实的待遇问题，随时动摇着乡村学校的人才根基。除了微薄的待遇，乡村环境的艰苦、发展空间的狭窄、社会身份的尴尬，也令农村教师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日益减弱。

“@张口评论”（校园公益活动人士）：农村教师奇缺，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待遇的问题，而是编制和财政的问题。在山东城乡教师待遇基本一样，但缺少编制，代课老师的工资差别就很大。

缩小城乡差距不能拉高就低

安应民（教育经济和公共管理研究学者）：在我国财力分配格局中，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却很少承担农村教育经费的责任，而财力薄弱的县级财政却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而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主体重心偏低，“重城轻乡”、“城市优先”。这种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是导致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滞后的制度性因素。

李淼（中国社科院博士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教育、文化、公共卫生投入力度的加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拓宽和基建水平的提高等，都需要大量资金去完成，更是加重了县级基层财政的负担。而县级财政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义务教育支出的刚性特征不相适应，致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裴毅然（文化学者）：城乡教育差距，根子在于城乡经济文化的综合差距，不可能于短时期内补平拉齐。指出城乡教育差距，有助于公众认清这一现实，思考酝酿解决方案，但若以拉高就低的方法拉平差距，那就会引出另一种不公平。

城乡一体化才是出路

邬志辉（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如果保留了学校，而无法配备优秀的教师，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子女就只能接受劣质的教育，在“知识改变命运”和“教育蕴藏财富”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分层化的教育无疑是对社会公正的严峻挑战。提升农村教育职业的吸引力，不只是对农村教师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平等受教育权的尊重和对社会正义的张扬。

李淼（中国社科院博士后）：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社会分层因素和教育公平之间相互的影响，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只要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得不到根本的改革，终将制约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导致教育的不公平。而教育不公平将进一步影响并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加大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阻碍社会各阶层的良性流动。因此，单纯通过教育政策的改革并不能实现教育公平，只有通过城乡一体化逐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政治透明公平，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才能推进教育公平。

3月10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副部长胡晓义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会上，尹蔚民表示，希望今年制定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明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公开征求意见，后年推出,推出后至少五年以后实施。

毫无疑问，养老问题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现在我们去解这道题是未雨绸缪，是在为“明天会更好”铺路。因为从本质上，它其实是一个养老资金危机的化解问题，这个危机在未来。

而谈及养老资金，其核心问题就在于资金来源和支付上。若提高人们的缴费额，无疑能增加养老金存量。但从养老金缴费比例来看，我国职工的养老金缴费率比不少发达国家都高。显然，它的合理性提升空间已经不大。所以，要解决养老金问题，可操作的重点空间在延迟退休上。因为，若推行延迟退休，延长交费年限，就意味着会相应缩短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这样就会增强养老金的支付可持续性。

不过，延迟退休这个想法在提出之初就存在不少反对声音。比如，有人说，延迟退休会增加就业压力。有人说，这对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不公平。还有人说，延迟退休会损害年轻人的利益。总之，它成了一个敏感话题。换言之，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宣传条件，必须首先说服这些反对的声音。目前，网友的吐槽声就大于支持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往有关部门没有主动把问题解释透。甚至，骂声一来，就推迟制度改革设计。这使得公众对“延迟退休”留下了不公平的刻板印象。

其实，说到底，我国的养老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因为养老基金有亏空。为什么有亏空？因为养老制度在转轨时，留下了巨大的空账。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在制改之前，没人缴纳养老保险。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养老双轨制。

去年，我国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实现了养老制度并轨。这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人们对养老事项的不公平感。但要彻底改变此前给人们留下的刻板印象，相关改革还必须跟进。也只有改革推进，相关部门在回答诸如“为何延迟退休、延迟退休是否有用、养老金去哪了”等问题上，才会更有底气和说服力。

事实上，推行延迟退休，我们还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兼顾原则。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能够避免养老财政的支付风险。这显然有利于国家稳定，符合国家利益。但延迟退休会给人带来一种个人利益受损的错觉。那么就要建立激励机制，让多缴费就能多领取养老金这个原则制度化。如此，延迟退休制度才会减少推行阻力。

而今，如果该制度要实施，那么绝大多数70后、80后将会成为这项决策的第一批被影响人群。而要说服这个群体，必须有理有据，不能再“我说你听”或者“我不说，你随意”。尹蔚民部长一语激起舆论千重浪，这是一种民意提示：推行延迟退休必须慎重，在启动时机、基金管理、制度设计、相关法律以及社会的接受程度等方面都要有所考量。推进这项公共决策，必须先听取多维度民意，在回应舆论质疑的时候，相关部门绝不可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要经得起围观。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在分组审议中针对目前存在非警务活动过多、民警长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现状，提出国家层面出台规定减少非警务活动，工龄满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南方都市报》）

“有困难找警察”，这不仅仅是公安部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更是老幼皆详的一句温暖话语。即使面对啼笑皆非的“鸡鸣狗跳”之事，百姓有求，警察如果不管，会让百姓对这个社会、政府有何看法？更令警察这个职业情何以堪？

事实上，《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警察必须履行社会救助义务、解决纠纷的义务、及时查处报警案件义务、抢险救灾义务、参加社会公益工作义务。履行这此义务又由法律、法规赋予警察的行政处置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及紧急状态处置权给予保障，而这些权力是其他社会职能部门所不具备和拥有的。

同时，我们又不难发现，近年来百姓对于管到厕纸上的警察并不存有太多的好感，究其背后的主因，关键问题还是政府部门在依法行政执法时缺乏应有的底气，惧怕直面群众，必须要警察“护法”才敢于执法，这是种悲凉，更是警察角色的背弃。另一方面，我国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14亿人口却只有280万警察，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标准，这个比例别说非警务活动，就是正常的警务工作也举步维艰。

所以，代表的建议初衷是好的，让警察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但面对依法治国还在路上的现状，显然减少非警务活动只能是个伪命题。要想真正让警察减负，一方面必须按规定配足警力，提高警察待遇，让警察能够有充沛的精力和干劲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有赖于政府部门依法治国观念的跟进，不能总停留在行政执法为大的理念，要懂得如何依法行政，如何与百姓打交道，如何设身处地为百姓去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没有警察到场就难以执法的旧思维，才能让警察真正喘口气、歇歇脚。

“很多部门去依法执法都寄望于有警察护着他执法，再多的警察都不够用。城管执法都要警察协助。”昨日，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在分组审议中针对目前存在非警务活动过多、民警长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现状，提出国家层面出台规定减少非警务活动，工龄满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 《南方都市报》）

根据统计，1997年全国的警察为100万人左右，而如今的警察数量已经达到200万人。从这个方面而言，之所以警察人数大幅度增加，与社会发展态势相适应，全社会对警力的需求更加迫切。尤其是，像协助执法、处理家庭纠纷等非警务活动日益增多，占据了警察不小的工作比例，无形中增加了警察的工作压力。

应该说，陈伟才代表提出的减少警察的非警务活动，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警察的工作量。通过这种方式，警察可以对工作进行甄别，只要不属于警务活动范畴的，就可以排除在工作职责之外。将精力投入到警务活动中，在减轻警察工作压力的同时，还可以更好的搞好警务活动，提高警务工作质量。不过，减少警察的非警务活动，并不是简单易行的，还面临着社会认识上的障碍和掣肘。

现实中，“有困难找警察”已经成为一种认识常态。在每个人的内心里，警察的职责是什么？相信大家都会认为警察就是扶危解困的，只有面临困境，才会想到需要警察的帮助。于是，像找钥匙、调解邻里纠纷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是群众面临的困难，都成为了警察的工作内容。即便，这些工作内容并非警务活动，但在全社会的认识中，并不会认识到警务与非警务活动的区分，有困难自然会找警察解决。

尤其是，110报警服务平台的使用，更让公众头脑中“有困难找警察”的思维根深蒂固。只要遇到了困难，大部分人都会习惯性拨打110，寻求警方的帮助，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在一些地方，有人甚至会拨打110，请求警方帮助寻找丢失的宠物狗。于是，甚至有人戏称，警察不仅要管“人事”，而且要管“狗事”，从中不难看出警察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了无所不能的“大管家”。

事实上，严格区分警务活动与非警务活动，能够让警察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但是，纠正当前的社会认识却更加迫切和现实，尤其是要克服“警察万能”观念，不能遇到什么困难都找警察。假如，在公众的思维中，明确了警察的职责范畴，只对警务活动寻求帮助，无疑是缓解警察工作压力的最优选择。

根本上，警察的工作压力非常之大，亟需找到释放压力的渠道和途径。在区分警务与非警务活动的同时，还需要让这种工作性质区分渗入到社会认识中，让每个人都能知道警察到底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能真正让警察不再为非警务活动而分心。

“很多部门去依法执法都寄望于有警察护着他执法，再多的警察都不够用。城管执法都要警察协助。”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在分组审议中针对目前存在非警务活动过多、民警长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现状，提出国家层面出台规定减少非警务活动，工龄满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南方都市报》)

陈伟才在公安工作了20多年，对警察身处的困境很了解，如他指出的，现在警察压力大，有很多部门依法执法都要警察护着。据调查，有8成受访警察都认为非警务工作过多或者太多，有3成民警每周工作时间中有2-5成精力要处理非警务活动，还有3成人认为自己每周要花5-8成工作时间处理非警务。

本来各司其职，警察只要做好自己本职便罢了，但很多非警务活动都变成了警察的份内之事。当然，这从为民众服务方面来看，并非坏事。这一方面也在于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人们习惯于“有事，有困难，找警察”，虽然很多事情都不是在警务范畴内，如帮老人开门，调解邻里、夫妻纠纷等等，但警察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卫士，本来就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民众;另一方面，那些解民忧、解民困的非警务活动也完全可以视为是警察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比如帮助老人，调解邻里纠纷、夫妻矛盾，其实都是社会治安范畴，都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这正是警察的神圣职责。

就算是城管执法要警察协助，也是如此，也是为了防范突发事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只是这些政府部门在依法执法时让警察参与，也从一个侧面让人看到现在一些民众对于政府部门执法并不是很支持，一些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过低，让他们虽然是依法执法，却也胆怯畏缩，非得让警察保护;另外，一些政府部门好请警察协助，也是一种偷懒的想法，让警察“冲锋陷阵”，自己在后方坐享其成。

警察成了万金油，似乎哪里都缺不了他们，这在民众来说，是一种信任，但对一些政府部门来说，却透露出了自身公信力的式微，而官民之间的隔阂与矛盾立显。

除了动辄请警察现身协助，甚至还有政府冒充警察以唬弄民众的事情，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市政府，因为每年上访告状的人太多，就在市政府内私设派出所，让政府机关保卫人员都着警服、佩警衔冒充警察来吓唬上访民众，这一冒充就是十多年。

一些政府部门公信力下降，只有通过警察来帮助自己正常执法，甚至只是为了让警察来保障自身安全，这显得很可悲。政府部门应该反省自身问题，尽快重拾公众信任，要明晰各部门权责，不可过度借助、依赖警力。政府部门有事没事就找警察，最终会将自己变成扶不起的阿斗，进而进一步丧失依法行政能力，也就会让警察累出病来，而自己则闲成“废人”，搁置与荒废了自己的公信力与能力，也会透支警察的公信力，可谓有百害无一利。

【为适应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的需求,满足老百姓在“微时代”的知情权,一些代表委员的媒介素养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全国两会是代表委员们履职的重要场合,也是对公众进行各方面知识普及的大课堂,还是对公众和社会进行新闻传播的好时机。两会的功能是复合的,不能以单一的标准看待两会。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说,每年有几件事能有如此高的关注度,每年能有几次能看到如此频繁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全国两会的这种特殊性,给代表委员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代表委员不仅要有专业履职的能力,还要有一定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如何正确有效的使用和对待媒介的能力。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努力,代表委员的媒介素养有明显提升,躲镜头、怕记者甚至呵斥记者的人少了,出言不逊或口无遮拦的也少了,一些身为政府官员的代表委员越来越敢于面对镜头——这些官员在两会期间说的话,甚至比过去一年的公开表达还多。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从媒体报道和公开的一些信息看,一些代表委员的媒介素养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如此才能适应政务公开、信息公开的需求,满足老百姓在“微时代”的知情权。

先说说话的内容吧。判断一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一个重要标准是看他们如何对媒体和公众说话。从电视和报纸中的两会报道看,有少数代表委员对记者和公众所说的内容,并不全是公众关心、社会影响大的公共话题,有些是本部门内部的工作和成绩报告、总结材料等。这样的内容,怎能引起公众关注的兴趣呢?

判断一个人媒介素养高低,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他们与媒体和公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包括遣词造句、表达技巧、神态语态和衣着外貌等。从我们看到的公开报道来看,有一些代表委员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显然力不从心,既无充分准备,又无平时积累。还有一些代表委员,无论记者怎样问,都只会按材料背诵“参考答案”。

神态语态和外貌衣着也别小看,这对于受众能否被传播者的魅力所吸引,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姚明谈到自己两会期间的着装风格时说:“我这次一共带了两套衣服,一套西装上大会堂穿,一个就是这个运动衫,讨论穿。”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但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外在形象的意识。此外,我还注意到,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一些代表委员总是用一种语速、一个腔调、一成不变的神态面对公众,即便内容再好也让人感觉索然乏味。

当然,最该提醒代表委员的,还是要有媒介素养的意识。参加全国两会,就一定会有一个躲不开、也绕不过去的情况,就是面对媒体和公众如何讲话。这里有两个极端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见到媒体和记者就躲、跑、推辞,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不说、不说、就是不说；另一种是毫无媒体意识,发言过于随意——近些年来,一些被公众诟病的有争议的议案提案,往往就是代表委员缺乏媒介素养使然。

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进一步提高代表委员们的媒介素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提高对媒介的认识。必须看到,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媒体无处不在的媒介化时代。全媒体、自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都是媒介化时代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对领导干部提出六个方面的能力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所以,无论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们生存的时代,还是努力实现党的要求,提高媒介素养都是应有之意。

其次,提高媒介素养,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学而“实”习之,学习不仅仅是听课背书,还有练习和温习之意。对于提高媒介素养实际操作和练习、大胆张嘴尤其重要,有些官员虽然经常参加各种媒介培训,但就是不肯张嘴,不爱上台,怕见记者,这样媒介素养怎么高得起来?

第三,人大和政协可对参会的代表委员提出要求,加强培训。如果说履职参政是代表委员的天职,是内在要求,全国两会期间面对媒体和公众就是代表委员的另外一项天职,或者说,是公众和媒体对代表委员的一种起码要求。

我很赞赏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面对公众和媒体的姿态:上任不久即召开媒体见面会,全国两会期间又出现在新闻发布台上,不回避热点,不怕揭短,落落大方地回答记者的提问。有人说,这是“新生牛犊不怕虎”,他当几年部长后就不会如此了,我盼望这样的“预言”落空,也盼望更多的代表委员和官员能坦然面对公众和媒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单位和部门的故事,讲好自己的故事,因为这也文化软实力的一种。这种软实力,有利于交流沟通,加强理解,有利于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作者系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一则有关李永忠代表的新闻,近日引发公众热议。报道中说,作为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每次都带着计算器上会,每次发言时引用的数字都达到二三十个。工作人员要仔细核实他的数据才能跟上他的节奏,他也因此在财政部工作人员中留下“有个李代表算得太细了”的印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不禁在想:“代表在数字上较真”的做法,何时才会不再是新闻?

代表在数字上较真,做到言之有据,这不仅是代表认真细致工作作风的重要体现,也是人大代表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比如,报道中涉及一个细节——为了提出修改反垄断法的建议,李永忠代表科学地计算了垄断领域的可让渡空间。可以想象,有了这样的数据支持,就可以让一个看起来空洞和难以理解的说法形象化、具体化,让代表的建议更有说服力,从而引起更多代表的附和与支持,为国家的改革发展提供重要的真知灼见。

无论是“航拍议案”首次进入两会,还是带计算器上会,都是代表履职中令人可喜的细节。既然是人大代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承载着人民的期盼,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神圣舞台上履行职责,就应该把人民的声音带到会上,并认真审议相关的重要决议文件。李永忠带着计算器上会,每次发言都用好数据,使自己的观点有精确的数据支撑,其实就是对自己职责的珍视。

应该看到,公众对李代表行为的热传、对其态度的点赞,其实还饱含着更大的期许。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代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机会更多,利用互联网平台等新技术、新应用来听取群众意见也得到加强,但是,如何进一步深入群众,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依然在路上,需要代表结合实际有更多的创新。

人大代表带着计算器上会,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从报道上看,李永忠是广东某集团公司的副总工程师,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高知人群了。他参加大会发言,不少问题还需要用计算器细加计算,如果不具有李代表这样的专业知识,又如何才能看得懂相关预算决算文件?这固然说明代表履责不容易,常常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才能胜任,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一些政策文件不能“飘在天上”,必须“接地气”。如果相关部门在日常的政策出台时,也能有这样的数据支撑,也能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话来讲,想必很多政策的社会接受度会大大提高,在社会中执行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阻力了。

值得点赞的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今年两会,人大代表和去年一样,拿到了一本彩图版的《政府预算解读》。这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编写的“解读”,旨在用更通俗简洁的文字表述、生动活泼的漫画图表,帮助代表了解政府预算,行使好审查监督权力。同时,今年的读本还首次推出了微信简本———“解码政府预算报告”,紧扣代表关心的热点话题,通过全国人大、财政部门户网站以及财政部和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统一向代表推送,让“掌上的报告”更近距离与代表互动。

可以想象,如果李永忠这样的代表越来越多,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数字上较真”必然就会贯穿国家治理各个环节,成为全社会都普遍习惯的一种严谨态度。到那时,“代表在数字上较真”或许就不会再是新闻了。

全国两会进行中，央视《面对面》节目播出了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的访谈。她坦言医生与病人信息完全不对称，自己看病要考虑创收和病人能否负担得起治疗费用，很纠结，指出了医生看病太快病人不满意有体制性原因，更提出要制止医暴保护医生。本人看了，挺佩服她的坦率，对医生也多了份理解。我就爱这样敢说真话的代表委员，他们说出了问题真相，立场公平，纠正着社会偏见，融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传递了正能量。

联想到每年全国两会，总有不少“星闻”，如今年有：姚明坐特制椅子、陈道明帮记者改稿、黄宏邀请同行一起入场被拒绝。这些星闻很吸引眼球，但“含金量”有多大很难说。两会信息量很丰富，不少代表委员说了真话、谈了真问题、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建议，媒体应聚焦这些“真”，追一追这样的“星”。

跑两会的记者是公众的眼，请你们多盯一盯凌峰教授这样的代表委员，让他们成为两会的“明星”，追星也要创新嘛。这些充满真知灼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星闻，我必定瞪大眼睛好好看。

3月9日，刘云山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他指出，要彰显选人用人的好风气，遏制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大小小的关系网、“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3月10日 《人民日报》）

潜规则、关系网等，是选人用人中的负能量，一直为干部群众所诟病。这些“病毒”一旦横行起来，会污染干部队伍，破坏政治生态，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刘云山强调，在选人用人中遏制这些“污染物”，就是为了从源头上净化政治生态。其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尤其值得警惕。

“劣币驱逐良币”是什么呢？它是指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对比选人用人的过程，“劣币”比作差干部，“良币”比作好干部，如果差干部比好干部更容易被提拔，那么就会出现“差干部驱逐好干部”的现象。

其实，“劣币驱逐良币”的发生，并非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消费者的好恶导致的。消费者喜欢保留储存“良币”，使用“劣币”进行市场交易、流通，自然会导致两种不良现象产生。一是“良币”被雪藏起来，没有在市场流通，发挥不出使用价值；二是“劣币”在市场上越来越多，“良币”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最终被淘汰掉。

同理，踏实肯干的好干部与投机取巧的差干部，二者本来有优劣之分，照理说好干部应该先被提拔，但选人用人者偏偏要提拔差干部，那么好干部就会越来越没“市场”。究其原因：一方面，好干部干了也白干，就慢慢也不愿干了；另一方面，一些投机取巧的干部，热衷于拍马屁、跑关系，反而更受领导欢迎，必然导致其他干部争相效仿。如此一来，老实人越来越少，为官不为者越来越多，官场风气就会越来越坏。所以，刘云山才指出，要彰显选人用人的好风气，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

因此，组织部门必须把好选人用人关。既不能放过“劣质者”进入干部队伍，在岗位上无所作为，更不能好坏不分、优劣不辨，使干部队伍“乌烟瘴气”。从近几年来看，中组部带领各级组织部门，采取了不少硬碰硬的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比如，实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抽查核实工作；落实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裸官”清理；对干部人事档案分级、分批展开系统专项审核，向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亮剑”，等等。

然而，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仅靠组织部门发力还不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带好头，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从而营造出风清气正、公道正派的良好环境，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

“很多部门去依法执法都寄望于有警察护着他执法，再多的警察都不够用。城管执法都要警察协助。”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在分组审议中针对目前存在非警务活动过多、民警长期加班得不到休息等现状，提出国家层面出台规定减少非警务活动，工龄满30年的民警可以提前退休。（3月10日 《南方都市报》）

如今是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广大公安干警工作忙，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民警在为其它执法部门“护法”、参与拆迁、截访等“非正业”中，浪费大量精力，也是客观实际。适当的给公安民警减负，提升民警的幸福感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但减负不等于将民警的职责局限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更不是甩掉所谓的“非警务活动”的包袱。

其实，处理邻里纠纷、小额经济纠纷等事物，是更广义的警务活动。生活中，大多数人和陈伟才委员一样，简单的认为，警察的责任就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警察从事其它活动就是在不务正业，会影响到打击犯罪这个主责。时刻牢记“保平安、保稳定”这个主责没错。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警察也该深度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比如，通过将邻里纠纷、小额经济纠纷，化解矛盾于无形。

事实上，也只有与时代同步，才能真正做到保平安。试想，对全社会来说，及时排解矛盾隐患，做到“治未病”，岂不比“小问题酿成大后果”更有效，更在保护群众的平安？因此，警务部门一定要摒弃“警察要多管人事，少管狗事”的心态，绝不能再抱着“老黄历”定义非警务活动了。相反，应该深入的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不断丰富警务工作的内涵与外延，让警务工作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真正的保平安。

当然，抛弃对非警务活动固有的成见，并不等于非警务活动是一个筐，一切工作都照单全收。相关部门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当成一面镜子。对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排解邻里纠纷、夫妻不和，小额经济纠纷等纳入到主业中去。而对参与拆迁、截访等伤害群众利益的活动，则要坚决去除。同时，在重新定义非警务活动的同时，相关部门更要积极落实涨工资、延长带薪休假等福利待遇，不能让干警“流汗又流泪”。唯有如此，才能让警务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真正的保平安。